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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种风格成就最多元电影春节档 影片类型不同各具胜场******

　　张艺谋享受《满江红》、程耳《无名》调教王一博、郭帆说《流浪地球2》主题是陪伴、《熊出没》这部讲妈带娃

　　七种风格成就最多元电影春节档

　　2023年春节档应该是近年来类型最多元化的一次，七部上映影片类型不同、各具胜场。新京报记者采访春节档影片众位主创，请他们讲述影片的精彩创作幕后。喜剧悬疑片《满江红》以大历史为背景，故事切口却极小，张艺谋继《狙击手》后第二次闯进春节档，他这次在悬疑片类型中增添喜剧元素，完成了一次经典的封闭空间叙事；郭帆执导的国产科幻巨制《流浪地球2》，四年磨一剑，再次代表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最高水平；程耳执导的悬疑谍战片《无名》，依然以上海为背景，通过导演独特的个人风格，将作者性与商业性做到了完美融合；邓超、俞白眉执导的体育题材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以1995年天津世锦赛的真实故事为背景，讲述了中国乒乓绝地反击的热血励志故事；苏伦执导的奇幻爱情喜剧《交换人生》，十分契合春节档的热闹气氛，喜剧色彩浓厚，让观众沉浸在雷佳音和张小斐的“鞍山爱情故事”中；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之后，导演田晓鹏筹制七年，开创粒子水墨技术，为观众带来了动画电影《深海》；春节档“钉子户”《熊出没》系列电影，今年继续推出《熊出没·伴我“熊芯”》，回归亲情主题，用科幻的想象呼吁现实的陪伴。

　　《满江红》

　　张艺谋在拍摄现场常乐不可支

　　电影《满江红》讲述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金国使者死在南宋宰相秦桧(雷佳音饰)驻地，所携密信也不翼而飞，一个南宋效用兵张大(沈腾饰)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均(易烊千玺饰)，机缘巧合被裹挟进巨大阴谋之中，他们能否一步步揭开谜底，寻找凶手和真相？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这次为观众提供了极为奇妙的观影体验，讲述的故事仅仅发生在一座宅院里，场景有限，创造力却无限。整部影片以一起凶杀案为起点，以重重阴谋为底色，剧情跌宕起伏，层层反转，当观众绷紧了神经，又会被密集的笑点拨动。如同海报上所言：“悬疑管够、笑到最后”。

　　这是沈腾和易烊千玺首次与张艺谋合作，他们都认为这是一次“梦想成真”的机会，沈腾说，以前对张艺谋导演的印象停留在“听说”，几乎所有电影从业者对能与张艺谋合作都有非常强的盼望：“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张艺谋导演给我非常大的创作空间，这次《满江红》剧本非常结实，在剧本基础上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挥自己希望的表演。但无论怎么做，我们都不会脱离人物。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但‘线’始终在导演手上。”此次在戏中扮演副统领的易烊千玺，回忆《满江红》整体拍摄感受，“一切都非常有效率，有很厉害的导演。我们是一个非常轻松欢快的剧组，对我来说是很珍贵、很难得的一次经历。”张艺谋笑着形容片场的气氛：“拍戏时，这个剧组的演员们都互相给点子，给对方支招，大家是诚心诚意的，共同进步的。当然他们都不知道我在监视器那头听，每次我听他们聊，我就哈哈大笑，乐不可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趣、聪明、睿智。”

　　《满江红》的合作，让张艺谋欣喜，他说自己同样在这次合作中受益匪浅：“我年轻时候当导演，总是非常严肃专注，不苟言笑，现在想起来这样的做法不一定合适，什么是电影的第一生产力？(现在)我觉得是演员，因为他演人物，人物最大，任何喜剧、长片、短片、短视频等，只要是故事片，人物就是第一。这次我拥有了一班非常好的演员，彼此的轻松和快乐让我领会到很多东西，享受片场，受益匪浅。”

　　《无名》

　　导演程耳建议王一博学会独处

　　程耳并不是一个多产的导演，距离他上一部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已经过去了6年多时间。他执导的《无名》故事背景仍聚焦在民国时期的上海，讲述了波谲云诡的隐蔽战线里，地下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用生命与热血保卫祖国的故事。

　　程耳的电影有着自己独特的电影风格，不会去刻意讨好观众，他更在乎的是符合电影的表达和审美。对于影迷来说，程耳的电影很有“腔调”，人物说着上海方言、利用影像空间营造氛围、非线性叙事结构，这些都成为程耳电影中的重要标签。除了作者风格浓烈之外，《无名》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梁朝伟、王一博、周迅等演员充分满足了商业影片的要素。导演程耳选演员的方式很简单，通常就是约人，见见面、聊聊天，包括跟王一博谈话的时候，也并没有说要干什么。程耳为了让王一博能更快地进入角色中，在他进组后很长时间，没有安排任何通告。王一博被要求一个人待在酒店房间，不能玩游戏、看手机，更不能离开剧组拍广告，甚至和朋友家人也不能天天联系。直到一周后，程耳才花大量时间跟他讲剧本中的人物。直到杀青，程耳仍常常建议他学会独处，与生活的喧嚣保持一点距离。对程耳来说，选王一博并非为了流量，最重要的是适合，他表示两人合作很愉快，“甚至比愉快再好一点点，王一博的表现，将来一定会让观众都非常惊讶”。

　　《流浪地球2》

　　最想传达的主题是“陪伴”

　　从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年，尽管是续集，但《流浪地球2》却是围绕着《流浪地球》的前传展开，那时“流浪”的行程还未起航，危机刚刚降临。人类在怀疑、冲突与分歧之中的命运一次次被改写，更加严峻的危机与冲突逐步展现。

　　导演郭帆透露《流浪地球2》在故事层面上会有更多的科幻立意，由中科院多个学科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帮助完善了十几万字的世界观设定；而在视效等制作层面上增加多样性，有着丰富多样的造型、场景设计，用细节增加世界丰富度。制作层面则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在电影正式开拍前两个月，制作团队就用虚拟拍摄的方式拍完了整部影片，把剧本变成了一部完整的、可视化的动画，都是按照正常的拍摄方式取景、架好机位，由工作人员先模拟演员完成走位，进行动态捕捉，等正式拍摄前，所有工作人员和演员都需要看这个版本，这样现场拍摄效率就非常高，也更准确。在阵容上，郭帆笑言自己是位很幸运的导演，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完美阵容，在片场每个演员的敬业程度和专业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观众能欣赏到最精彩的表演充满信心：“不仅是吴京、刘德华，更有幸请到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雪健老师的加盟，每一个细节该怎么表现，每一个眼神该如何做到极致，几位演员对表演精准度的把握，准确得令人吃惊。”

　　除了技术层面，让观众更为关切的是这部新作的主题究竟是什么？郭帆究竟想用新作的这个故事给观众传达什么？郭帆告诉新京报记者四个字——多些陪伴：“这是我电影中最想表达的，电影里的演员都有一句台词是‘我在，我一直都在’。这个陪伴是什么？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低沉、迷茫、不确定、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若是《流浪地球》里的大灾难真正发生了，那你能干什么？作为一个个体，我认为大家最能做的就是回到最亲近你的人身边，彼此有抚慰，他们也会给你带来勇气。这就是陪伴的力量，也是电影的核心，在电影中我们能感受到人类的坚毅和勇气，在当下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也都会面对顺境逆境，拥抱人生，细水长流。”

　　《深海》

　　尝试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

　　做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年)之后，导演田晓鹏想做一个反英雄的故事，一个更平民化，更接近生活的角色。于是，就有了《深海》，一位现代少女(参宿)误入梦幻的深海世界，却因此邂逅了一段独特的生命旅程。

　　这一次，田晓鹏想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但中国传统水墨是写意的，而三维又是写实的，将两者相结合，天然就有矛盾，可想而知，这种技术在制作上的难度。为此，《深海》动画团队开创粒子水墨技术，在前期光是让一张概念图动起来就耗时两年时间，每帧画面粒子数量达数十亿，单帧渲染时间需要1个小时，要一直等待电脑计算。其实，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片头也有一小段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的雏形，但影片100多分钟全做成这种风格，前所未有。“一旦坚定了这种风格，你会知道后面的难度有多大”，总制片人易巧在采访中表示，选择了这样的呈现方式，就一定要慢。

　　为了还原片中海獭角色的表演，团队员工常常亲自上阵“卖艺”录制表演参考。在创新的极致追求背后，《深海》团队面临着因为无从参考只能“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的苦熬，在艰巨的探索之路中，中国动画人的“坚韧与乐观”可见一斑。

　　《熊出没·伴我“熊芯”》

　　带娃妈妈能找到共鸣

　　《熊出没·伴我“熊芯”》是第6部在春节档上映的《熊出没》系列大电影，导演林永长在采访中表示，《熊出没》系列一直在尝试探索和挖掘主角们背后的故事，在《熊出没·变形记》(2018年)中，主创挖掘了光头强和父亲的关系，让观众认识了光头强的父亲。《熊出没·原始时代》(2019年)通过熊大表现了勇气主题。今年的《熊出没·伴我“熊芯”》，主创继续挖掘角色背后的故事，为观众解开之前留下的疑惑，包括熊妈为什么会离开熊大熊二，她到底去了哪里，她的离开给熊大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这部电影需要去解决的。

　　“今年的主题也是比较现实主义题材一些，整个画面包括内容都会更加倾向于亲情化的表达”，林永长说，影片借用了人工智能的形式做了一个包装，用科幻的想象呼吁现实的陪伴。片中，熊妈照顾小时候的熊大和熊二的段落特别打动人，充满着温情与搞笑。其实最开始，导演林永长也不知道从哪里去找这种创作题材，后来他从身边的同事身上找灵感素材，包括新手妈妈如何给孩子喂饭，怎么照顾他们，这些过程都是主创团队和做过妈妈的同事一起探讨出来的，相信很多妈妈观众看到带娃的这一段都能找到共鸣。

　　《交换人生》

　　雷佳音张小斐的“鞍山爱情”

　　电影《交换人生》是一部带有奇幻色彩的合家欢喜剧，讲述了仲达(雷佳音饰)和金好(张小斐饰)相亲后，意外和暗恋张小斐的少年陆小谷(张宥浩饰)交换身体，还误打误撞交换了家人，并由此展开了一段有笑有泪的奇“换”之旅。

　　这是雷佳音继2018年的《超时空同居》之后与苏伦导演的第二次合作，片中的男主角仲达就是苏伦照着雷佳音写的。为了在表演上演绎出少年感的一面，同时又不装嫩不矫情，雷佳音经常跟导演沟通，他尝试在内心找到曾经年轻时候的感觉，尽量多的去找小时候的一些行为举动。这也是张小斐继2021年春节档口碑佳作《你好，李焕英》后，再度回归春节档。苏伦导演印象特别深的是和张小斐见面那天，当时导演还在写《交换人生》的剧本，写女主角金好这个人物的时候卡住了。但当她见到张小斐，跟她聊了一个下午之后，故事中这个人物瞬间立体丰富起来，“我觉得这个女孩太美好了，她就是我心目中的金好”。雷佳音和张小斐都是鞍山人，两人经常开玩笑说，这次是演了个“鞍山爱情故事”。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确保每一颗球都真实、有劲

　　由邓超、俞白眉导演，邓超、孙俪、许魏洲、段博文等主演的体育题材新片《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后简称《中国乒乓》)将于大年初三上映。影片以国乒历史为灵感，讲述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陷入低谷时期的中国男乒如何笃定地从“最泥泞的”岁月里“冲向光明”，最终在天津世乒赛上，苦战五局从宿敌瑞典男队手中夺回久违的男团冠军。

　　《中国乒乓》的整个制作期差不多有五年，所有演员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训练，从体能、技术到内心素质，都要尽可能贴近角色。喜爱运动并酷爱乒乓球的俞白眉表示，电影里有大量的竞技镜头，“我曾经看到其他国家一些体育电影，里面大量用人的半身，我说‘这个绝不行’，中国人对乒乓球的理解，是绝对禁止只看运动员的挥拍动作，我们必须来真的，必须要苦练，做有针对性的苦练，在其中也找到了很多拍摄体育电影的方法，确保每一颗球真实、有劲，非常感谢所有来参演的演员以及戏外给予辅导的运动员，他们愿意为这部电影真正好好拍摄，并且做了那么久的练习，扛了过去，让我们保证能把精彩的镜头全部拍下来。”

　　邓超、俞白眉做了非常多的尝试，想尽办法用不同的设备、摄影方式来拍乒乓球。“以往国外的体育电影，例如《绝杀慕尼黑》、《摔跤吧！爸爸》，这些运动讲求的是冲撞，但乒乓球隔着网打，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身体接触，飞一样的球速成为所有围观者都紧张在乎的东西，我们希望观众能够从电影中感受到乒乓球是一项比较过瘾的运动，因为打球，球飞的速度特别快，我们发明了一个方式，将摄影机装在气泵上，就像子弹一样打了出去。比如说段博文拍摄的抽球镜头，我也要确保摄影机的速度完全能跟得上他。除此之外，还要体现球的力量，我们选取了过往录像中最精彩、最刺激的几场球，因为这些一定会让观众为比赛捏一把汗，高度还原历史上最让人为之振奋的竞技瞬间。”在邓超、俞白眉看来，《中国乒乓》确实不是一个讲人怎么成功的电影，而是一个讲人在下一个成功到来之前，怎么面对失败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正是所有为梦想奋斗的人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采写/新京报记者 滕朝 周慧晓婉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