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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过度炒作耽误新技术******

　　莫让过度炒作耽误新技术

　　李华林

　　横空出世的AIGC，看似拥有广阔前景和多种可能，但目前该概念尚是一个新兴事物。从实验室到大规模商用落地，还有不短距离，市场各方有必要冷静再三，莫让炒作耽误了好技术的好前程。

　　兔年首个交易周，A股市场交投活跃，不少板块收获“涨声一片”。其中，AIGC概念板块指数前4个交易日一度上涨逾7%，引得一众投资者蜂拥至互动平台，追问多家上市公司：是否涉足AIGC？

　　蹿红的AIGC到底是什么？AIGC即AI Generated Content，也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生产内容，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代码等。以最近爆火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为例，这款由美国某实验室推出的机器人既会写论文，也能创作小说，还可编代码，上线仅2个月，月活用户达1亿。因为出乎意料的“聪明”，AIGC被认为是“科技行业的下一个颠覆者”“内容生产力的一次重大革命”。

　　AIGC的横空出世，与此前红极一时的元宇宙、Web3等一脉相承，背后都有着相应技术支撑，承载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近年来，随着5G通讯、自然语言生成等底层技术日渐成熟，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用AI绘画、让聊天机器人写代码……现实场景的成功应用，让人们切实触摸到了AIGC带来的改变。

　　我国对数字经济的支持，也给AIGC加了一把火。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某种程度上，把握住数字经济发展先机，就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代表数字技术方向之一的AIGC，被视作新赛道。

　　风口之上，谁都想趁机起飞。反映到资本市场，已有不少上市公司积极表态，将在AIGC领域加大投入布局。各路资金也闻风而动，推动相关概念板块一路上涨，多只股票更是接连涨停。

　　不过，尽管AIGC火爆一时，看似拥有广阔前景和多种可能，但目前该概念尚是一个新兴事物，还存在关键核心技术不成熟、商业应用场景较少、技术伦理挑战突出等问题。从理想到现实，从实验室到大规模商用落地，还有不短距离，市场各方有必要冷静再三，莫让炒作耽误了好技术的好前程。

　　从过去经验看，利用人们对未来技术的着迷，以及部分投资者幻想一夜暴富的心理动机，过度宣传、借机炒作的事例不胜枚举。这其中，有些是市场资金有意捧之，相关股票被动身价上涨；有些则是上市公司主动“炒概念”“蹭热点”。但无一例外的是，概念炒作越烈，市场泡沫越大，与国家着力发展实体经济的政策基调相去愈远，对相关行业发展的干扰愈甚，到头来难免落得一地鸡毛。

　　还要注意，随意炒作概念涉嫌市场操纵，一直被监管部门明令禁止。不久前，证监会表示，规范和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加强对“蹭热点”“炒概念”及上市公司相关方操纵行为的监控处置和打击力度。随着全面注册制正式启动，对相关乱象的整治将只严不松，倘若仍一意炒作，必将被监管部门所不容。

　　对一项新兴技术，投资者抱有热情的同时，也要保有一份审慎。正如多家上市公司坦言，目前AIGC对业务营收影响不大，仍有待进一步推广应用。AIGC概念股能否受益于技术的发展尚未明朗，投资者需把握好投资尺度，切勿跟风炒作，以防追高被套。

　　事实上，再神奇的技术也需经过市场反复检验，任何创新产品的价值实现，都应建立在理性的交易秩序之中。投资者多一份价值投资的理智，上市公司多一份久久为功的定力，市场多一份行稳致远的从容，才有助于一个新兴行业的健康长远发展，让梦想更好地照进实现。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