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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中国｜在外商投资热情中感知中国经济活力******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中国吸引外资顶住多重压力，引资规模稳定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外资企业用脚投下信任票。新的一年，外商的投资热情如何？春节前夕，记者奔赴招商一线、深入外资企业，去感受中国这片投资热土的蓬勃活力！
江南小城缘何成为中小外资企业集聚地？
视频：活力中国·强劲吸引力 江南小城缘何成为中小外资企业集聚地来源：央视新闻
江苏太仓，不仅是“鱼米之乡”，也是“德企之乡”。包括470多家德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已成为太仓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2022年太仓新设立和新增资的外资项目有183个，而中小外资项目就达到了120个，占比超过了65%。那么，太仓为何会成为中小外资企业的集聚地呢？
在江苏太仓高新区，记者看到虽然是周末，但招商、规划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依然在为今年落地的外资项目召开协调会。
太仓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陆利璟，不久前作为赴欧招商团的主要负责人，和招商团队9天在欧洲跑了14座城市，带回了这批外资项目。在跟记者谈起此次的欧洲之行，陆利璟先给记者看了一段广为传播的视频。在这段视频中，外方代表上来就说，“能再次听到中文感觉真好！”这让陆利璟和他的同事们倍感亲切，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拉近了双方的距离，让对方的投资部门当即决定把一个新项目跟太仓进行对接。
不仅如此，陆利璟和同事们在欧洲走访了20多家企业和商协会，并最终拿到了总投资130亿元的外资项目。
在太仓招商局，记者看到这些来之不易的外资项目，每一个都实行专班负责制。专班工作人员视频沟通进展、邮件确认细节，忙而不乱。与此同时，为这些外资项目储备的专业技术工人，也在太仓“双元制”培养体系下同步推进。这些“双元制”学生既是学校的学生，也是企业的准员工。
在这批新落户的外资项目中，这家德资企业刚刚找到了新厂房。德国人希内曼正在给新厂房设计方案。他在太仓21年，亲眼见证了企业从最初的一个售后服务部门成长为一家中大型外资企业。在他眼里，太仓本地团队的本土化能力、快速高效的沟通，不仅给了太仓发展新项目的空间，也给了他们企业成长的机会。
一条公交线串起一条产业链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仅在太仓高新区南京路25平方公里范围之内，就集中了将近800家中小外资企业。除了太仓的地理区位优势、优良的营商环境，还有哪些是这些中小外资企业看中的呢？
在最早进入太仓的这家德资企业门口，记者发现了这样一个公交站台，这个站点就是以这家德资企业命名的，叫克恩里伯斯，从克恩里伯斯出发前后4公里范围内，聚集了40多家外资企业，形成了一条汽车产业链，现在坐上这趟公交车，就能把新能源汽车的电驱系统配齐。
如今，在太仓一辆整车七成零部件都能找到供应商。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寻找发展机遇，也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小外资的共识。
1个人如何搞定1.6亿元项目落地？
视频：活力中国·强劲吸引力 1个人如何搞定1.6亿元项目落地来源：央视新闻
中国不断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体系，对外资形成了一种强劲的吸引力。此外，记者在探访中感受到，还有一种力量，也让外资企业愿意到中国来、放心到中国来。
在江苏扬州，德国人钦安仁每周都会从上海开车来这里，查看他们企业新厂房的设备安装进展。这个投资约1.6亿元人民币的厂区，目前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今年9月份将正式投产。但回想起项目刚刚开建那会儿，钦安仁却十分焦虑，因为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德国总部只派了他一个高管来。
不过，钦安仁的焦虑并没有太久，很快当地的驻企联络员马子樾找上了他，自此，项目的任何问题都由马子樾来协调。
钦安仁是一周往工地跑一回，而被他昵称为“工长”的马子樾，在工期紧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往现场跑，并通过视频与电子邮件和钦安仁沟通，共同推进厂房的改造建设。
钦安仁告诉记者，整个厂房不到一年就建成了，跟欧洲那边的速度比起来非常快，欧洲总部对建设的速度非常满意。在这个项目投产后，总部还将进一步追加产线，总投资预计超过10亿元人民币。而他们持续追加在中国的投资，追寻的是“在中国、为中国”的理念，同时，看中的是中国供应链的本地化，还有中国庞大的市场。
中国大市场 世界大机遇
视频：活力中国·强劲吸引力 看好中国潜力 外资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来源：央视新闻
记者在多地采访中发现，外资企业纷纷表示，看好中国大市场潜力、经济前景和开放政策，2023年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在浙江宁波，这家汽车零部件外资企业把全球研发总部设立在浙江自贸区宁波片区。眼下，设计师们正在对一款最新研发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外饰产品，进行最后一轮性能测试，这将给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
2022年，宁波平均每月吸收外资3.3亿美元，并专门成立了投资促进部门。今年，宁波将聚焦重点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推动92个外资项目早落地、早到资、早开工。
在山东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家世界500强企业年产1.6万吨冷冻食品项目不久前刚刚投产，这也是这家外资企业在聊城的第10次投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持续增资的背后，一是原材料供给很丰富，二是有任何困难，政府都会第一时间推动解决。
如今，不断开放的中国市场，日益完善的营商环境，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选择在中国布局总部项目、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这家美国企业在海外的首家研发中心不久前在上海落成，今年将研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产品，并利用全球资源将创新成果引入中国。越来越开放的中国，使得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信心越足。
中国吸引外资 向高而攀向新而行
视频：活力中国·强劲吸引力 中国吸引外资 向高而攀向新而行来源：央视新闻
数据也显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中国保持了吸引外资“增量提质”的态势。
2022年前9个月，中国吸收外资规模就达到1万亿元；前11个月，突破1.15万亿元，超过2021年全年水平。
与此同时，外资来源更加多元。2022年前11个月，韩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22.1%、52.6%、33.1%和26.6%。
高技术产业成为吸引外资“主引擎”，2022年1-11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1.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58.8%，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3.5%。
今年1月1日，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正式实施，与上一版相比，新版目录净增加239条，增加条目数为近年来最多，进一步扩大鼓励外资投资范围。
中国贸促会近期对160多家在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协会的调研结果显示，99.4%的受访者对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更有信心。
(央视新闻客户端 总台央视记者 张勤 王琰 岳群 丁雅妮 张道峰 张歆 杨光 盛瑾瑜 江苏台 太仓台 山东台 宁波台 北仑台)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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